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合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同前进，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30年来，我国卫生改革发展紧紧围绕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个目标，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群众看病就医的突出问题，用改革的手段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取得了显著成就。30年来，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群众获得服务的方便性明显改善；医疗保险筹资体系初步建立，群众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得到缓解；医药生产、流通、监管更加规范，群众基本药物需求得到满足；“中西医并重”方针得到落实，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百姓；卫生法制化建设深入推进，群众健康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3个国际公认的综合反映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有关人士认为，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的30年，也是卫生工作不断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取得成效的30年。卫生工作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牢牢把握，并不断发扬。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必须坚持并加强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领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卫生改革发展，用改革发展的办法不断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卫生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作为最高使命；必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将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
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我国卫生事业在不断的改革中破解矛盾和难题，其中有成功也有不足，但目标只有一个——维护百姓健康。在举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记者搜集了一组医疗卫生领域有代表性的数字，并请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钱军程进行了点评。
三大健康指标：
彰显人民健康水平飞速提高
数字：
1981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67.9岁，婴儿死亡率为34.7‰；199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80/10万，200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升至73岁，2007年，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5.3‰；200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36.6/10万。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目标指标。30年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5岁，婴儿死亡率下降56%，孕产妇死亡率下降60%，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巨大成就最好的见证。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群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解读：
人均期望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也是反映人口死亡率和各年龄别死亡率的综合指标。过去30年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由1975年的65.0岁增加到1981年的67.9岁、1990年的68.6岁、2000年的71.2岁、2005年的73.0岁。在期望寿命增量中，45.2%归因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39.6%归因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
根据《2008年世界卫生统计》报道，2006年世界平均期望寿命为67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寿命为80岁，中低收入国家为71岁。目前，我国平均期望寿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岁，比世界高收入国家低7岁。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有望进一步提高。
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儿童死亡率有两个主要指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婴儿死亡率由50.2‰下降到2005年的19.0‰、2007年的15.3‰；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91年的61.0‰下降到2005年的2.5‰、2007年的18.1‰。2006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1‰，婴儿死亡率为49‰。与国际水平比较，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孕产妇死亡率是指年内每10万孕产妇的死亡人数。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80/10万到2007年36.6/10万，下降了54%，其中农村地区下降59%。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5年世界孕产妇死亡率为400/10万，其中，发达国家为9/10万、中高等收入国家为91/10万、中低等收入国家为180/10万、低收入国家为650/10万。对比分析，我国孕产妇死亡率虽然离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好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卫生总费用：
“两增一变”中的合理与不合理
数字：
197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合计110.2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2%，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35.44亿元，社会卫生支出52.25亿元，个人现金卫生支出22.52亿，所占比例分别为32.2%、47.4%、20.4%。200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激增到9843.34亿元，占GDP的4.67%，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分别为1778.86亿元、3210.92亿元、4853.56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18.1%、32.6%、49.3%。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卫生总费用反映一国当年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分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三部分。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拨款，如卫生事业费、计划生育事业费等；社会卫生支出，指政府预算外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指城乡居民用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收入，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支付的现金。30年来，我国卫生经费总体表现为“两增一变”的趋势。两增，即卫生总费用大幅度增加，增加近80倍；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提高，提高1.5个百分点；一变，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预算明显下降，个人支出明显增加，政府投入由“大头”变“小头”，而个人支出则由“小头”变“大头”。
解读：
作为国际通行指标，卫生总费用包括其筹集、分配和功能等环节，被认为是了解一国卫生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全部的资金来自哪里、如何分配、又流向何方？这是认识国情和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30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2%，三部分比例变化极大，既合理也不合理。合理之处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增长的卫生总费用揭示了我国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的快速增长。不合理的地方在于，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虽然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加大，所占GDP比例总体有所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卫生费用总量的增加幅度并不平衡。卫生总费用总量增加更多来自于居民个人支付份额大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84亿元，占GDP的4.85%，是30年来的“峰值”，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社会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政府投入水平畸低带来一系列问题。典型表现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过度市场化倾向。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客观上导致看病贵、看病难。
卫生总费用构成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政府投入卫生占比1978年为32.2%，之后逐年下降，于2000年达到谷底15.5%后开始反弹。改革开放前期，政府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后，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渐受到重视，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卫生资源总量：
数量和质量双丰收
数字：
1978年，我国有卫生机构近17万家，其中医院9293家，中医院447家；2007年，上述数字分别为298408家、19852家、2720家。1980年，我国有卫生人员353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80万；2007年分别为590万、478万。1980年，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2.85，医生数1.17，护士数0.47；2007年，分别为3.66、1.54、1.18。1978年，我国卫生机构床位数为204万张，2007年为370万张。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卫生资源是指人类进行卫生活动所使用的社会资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对卫生部门综合投资的客观指标。包括卫生人力资源、卫生财力资源、卫生物力资源、卫生信息资源、卫生技术资源等。它是一个国家在卫生领域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的总和，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集中反映。30年来，我国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卫生系统的服务和保障能力及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断提高。
解读：
上世纪70年代末，卫生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突出。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2007年，全国医院床位总数比1978年增长81%，全国医疗卫生人员比1980年增长67%。目前，我国每千人口医生、护士(师)数虽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但已超过了亚洲地区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目前，在所有卫生人员中，有194万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35万注册护士。高层次卫生人才队伍逐步壮大，目前全国医药卫生界两院院士已达100余人，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有23万余人。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以维护人民健康为己任，刻苦钻研、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表明，医疗卫生队伍是国家和社会值得信赖的队伍，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价值和贡献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必须看到，我国卫生队伍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卫生人力资源总量不少，但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卫生人力资源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城市卫生人才密集，农村卫生人才缺乏；东部地区人才密集，西部地区人才缺乏；大型医疗机构中人才密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才缺乏。此外，农村、社区和西部地区卫生人才队伍以及职业化卫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加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是：适当增加卫生人员数量，重点调整卫生人力资源城乡分布、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调整东西部卫生人才分布，加大西部卫生人才建设和东部支援西部的工作力度，鼓励、吸引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面向农村、面向社区、面向西部就业服务。
医疗服务工作：
医生忙了 效率高了
数字：
1981年，我国医院诊疗人次总数为10.53亿；2007年，这一数字为17.46亿，所有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超过28亿。1980年，我国医院入院人数为2247万，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2.5%，2007年分别为6913万、78.2%。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1990年为5.5，2007年为6.0。平均住院日1990年为14.1日，2007年为9.8日。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医疗总诊疗人次数、医院入院人数，医院病床使用情况、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平均住院日是衡量医疗服务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前两者主要体现数量的变化，后者则展示效率的变化。上述指标30年来的变化说明，我国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增加的资源并没有浪费，服务效率明显改善。
解读：
总诊疗人次数是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2007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超过28亿，比30年前增加近20亿人次，医务人员工作量大幅度增加。1990年以前，受粗犷式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虽然对医疗服务工作量化指标的统计比较明晰，但对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病床数，平均住院日等衡量医疗服务效率的指标缺乏研究，因此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从近10年，尤其是2002年以后的数据看，医疗服务工作量增加的同时，服务效率也明显改善。比如，2007年我国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为6.0，按每年251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名医生一年要比1990年多看125个病人。
平均住院日是另一个衡量医疗服务效能的指标。2007年我国医院的平均住院日为9.8日，比1990年缩短近5天，反映出医院管理理念从单纯规模扩张到“练内功”的转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群众医药费用的作用。目前，我国平均住院日已经与部分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如美国的平均住院日为7.9天，加拿大为9.4天，瑞典为12.5天，丹麦为10.1天，意大利为11.5天。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后，我国医药费用涨幅开始出现下降趋势。门诊病人医疗费用涨幅显著下降，住院医疗费用从2006年起首次出现负增长。2006年人均门诊费用上涨1.9%，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1%，大大低于前4年的涨幅，是改革开放以后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如果考虑价格因素的变化，则门诊医疗费用首次接近零增长，住院医疗费用首次出现负增长。2002年以后，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涨幅，均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涨幅。
除了政府对医疗机构财政补助增加、推行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政策因素影响外，医疗服务工作近年来出现的新气象跟卫生系统自身的努力密切相关。卫生系统积极转变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为重点，医疗服务工作中一些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按照卫生部党组提出的要求，全国卫生系统坚持从自我做起，从能解决的问题入手，积极想对策，谋发展，在体制机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通过挖掘潜力，加强管理，取得了阶段成绩。有关政策措施也已成为新医改方案的重要内容。
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接生婆”失业与网络直报
数字：
1985年，我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43.7%，2007年为91.7%。1978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为2373.07/10万，死亡率为4.86/10万，病死率为0.20/10万，2007年分别为272.39/10万、0.99/10万、0.36/10万。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提高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控制传染病发病率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发展的重点。我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在我国历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上世纪50年代，我国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人数居于全国人口死因中的第一位，2007年下降到第九位，并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重大传染病。我国虽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但多年来已成功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
解读：
30年前，“接生婆”在我国农村是个很吃香的职业。每接生一个婴儿，不仅能吃上一顿好饭，还会受到全村人的感激。但是，大多数“接生婆”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只凭经验接生。如今，“接生婆”这个职业几近消失。超过90%的孕产妇选择在医院生小孩，母婴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30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免疫规划，预防、控制以至消灭了许多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传染病。自1978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计划免疫，通过接种卡介苗、脊灰、麻疹、百白破4种疫苗，预防结核、脊灰、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6种传染病；2002年，国家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5种疫苗预防7种传染病；2007年，国家免疫规划扩容，通过接种疫苗可预防15种传染病。
在30年中，我国基本消灭了丝虫病，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儿童白喉”已连续20年无报告病例。此外，我国还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力度，对艾滋病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对结核病人实施以免费治疗为核心的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我国曾是“乙肝大国”，自1992年以来，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05年，国务院将乙肝列为重点控制传染病；2007年，儿童乙肝疫苗三针接种率达95%以上，有效预防了乙肝的流行。此外，30年来，我国已基本消除了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克山病和氟中毒等病区不断缩小，受危害人口逐步下降，发病患者显著减少。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2003年非典过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开始了一次跃进式发展。2004年起，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报告系统在我国启动，实现了37种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传染病疫情可在1天内从医疗机构报到国家疾控部门。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网络报告率为100%，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为95.99%，乡镇卫生院网络报告率为79.04%。
医疗保障制度：
八亿农民看病有保障
数字：
2004年，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为333个，参加新农合人数8000万，有7600万人受益。2007年，上述数字分别达到2451个、7.26亿、4.53亿。2007年，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23亿，城市医疗救助406万人次。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从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目前已覆盖90%以上的农业人口。实践证明，新农合是我国农村卫生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现阶段我国实现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重要形式。
解读：
“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曾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看病就医的真实写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传统合作医疗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主要靠自费看病，经济负担沉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突出。
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农合的投入逐年加大。到2008年，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参加新农合的农民的补助为每人每年40元，地方财政补助也相应提高到40元，农民个人缴费增加到20元。如今，中西部农民基本实现了年人均筹资100元。目前，新农合制度框架及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新农合对农民健康的保障作用逐步显现。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已有11.6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补偿资金共847亿元。
为解决贫困人口的看病就医问题，我国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一部分贫困人口由政府资助参加新农合，进而可以享受到新农合的补偿。到2007年年底，全国含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都已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与此同时，包括老人、儿童和下岗职工在内的2.4亿名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居民也将享受医保的“阳光”。2007年，国家选择88个城市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2008年已在200多个城市推开。此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1.9亿多居民，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也初步建立。各类保障制度已覆盖10亿多城乡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正在形成，为城乡居民化解医疗风险提供了保护屏障。(健康报)
三大健康指标：
彰显人民健康水平飞速提高
数字：
1981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67.9岁，婴儿死亡率为34.7‰；199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80/10万，200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升至73岁，2007年，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5.3‰；200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36.6/10万。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目标指标。30年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5岁，婴儿死亡率下降56%，孕产妇死亡率下降60%，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巨大成就最好的见证。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群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解读：
人均期望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也是反映人口死亡率和各年龄别死亡率的综合指标。过去30年间，我国人口期望寿命由1975年的65.0岁增加到1981年的67.9岁、1990年的68.6岁、2000年的71.2岁、2005年的73.0岁。在期望寿命增量中，45.2%归因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39.6%归因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
根据《2008年世界卫生统计》报道，2006年世界平均期望寿命为67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寿命为80岁，中低收入国家为71岁。目前，我国平均期望寿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岁，比世界高收入国家低7岁。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有望进一步提高。
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儿童死亡率有两个主要指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婴儿死亡率由50.2‰下降到2005年的19.0‰、2007年的15.3‰；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91年的61.0‰下降到2005年的2.5‰、2007年的18.1‰。2006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1‰，婴儿死亡率为49‰。与国际水平比较，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孕产妇死亡率是指年内每10万孕产妇的死亡人数。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80/10万到2007年36.6/10万，下降了54%，其中农村地区下降59%。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5年世界孕产妇死亡率为400/10万，其中，发达国家为9/10万、中高等收入国家为91/10万、中低等收入国家为180/10万、低收入国家为650/10万。对比分析，我国孕产妇死亡率虽然离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好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卫生总费用：
“两增一变”中的合理与不合理
数字：
197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合计110.2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2%，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35.44亿元，社会卫生支出52.25亿元，个人现金卫生支出22.52亿，所占比例分别为32.2%、47.4%、20.4%。200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激增到9843.34亿元，占GDP的4.67%，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分别为1778.86亿元、3210.92亿元、4853.56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18.1%、32.6%、49.3%。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卫生总费用反映一国当年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分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三部分。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拨款，如卫生事业费、计划生育事业费等；社会卫生支出，指政府预算外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指城乡居民用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收入，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支付的现金。30年来，我国卫生经费总体表现为“两增一变”的趋势。两增，即卫生总费用大幅度增加，增加近80倍；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提高，提高1.5个百分点；一变，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预算明显下降，个人支出明显增加，政府投入由“大头”变“小头”，而个人支出则由“小头”变“大头”。
解读：
作为国际通行指标，卫生总费用包括其筹集、分配和功能等环节，被认为是了解一国卫生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全部的资金来自哪里、如何分配、又流向何方？这是认识国情和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30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2%，三部分比例变化极大，既合理也不合理。合理之处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增长的卫生总费用揭示了我国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的快速增长。不合理的地方在于，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虽然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加大，所占GDP比例总体有所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卫生费用总量的增加幅度并不平衡。卫生总费用总量增加更多来自于居民个人支付份额大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84亿元，占GDP的4.85%，是30年来的“峰值”，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社会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政府投入水平畸低带来一系列问题。典型表现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过度市场化倾向。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客观上导致看病贵、看病难。
卫生总费用构成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政府投入卫生占比1978年为32.2%，之后逐年下降，于2000年达到谷底15.5%后开始反弹。改革开放前期，政府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后，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渐受到重视，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卫生资源总量：
数量和质量双丰收
数字：
1978年，我国有卫生机构近17万家，其中医院9293家，中医院447家；2007年，上述数字分别为298408家、19852家、2720家。1980年，我国有卫生人员353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80万；2007年分别为590万、478万。1980年，我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2.85，医生数1.17，护士数0.47；2007年，分别为3.66、1.54、1.18。1978年，我国卫生机构床位数为204万张，2007年为370万张。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卫生资源是指人类进行卫生活动所使用的社会资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对卫生部门综合投资的客观指标。包括卫生人力资源、卫生财力资源、卫生物力资源、卫生信息资源、卫生技术资源等。它是一个国家在卫生领域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的总和，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集中反映。30年来，我国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卫生系统的服务和保障能力及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断提高。
解读：
上世纪70年代末，卫生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突出。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2007年，全国医院床位总数比1978年增长81%，全国医疗卫生人员比1980年增长67%。目前，我国每千人口医生、护士(师)数虽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但已超过了亚洲地区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目前，在所有卫生人员中，有194万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35万注册护士。高层次卫生人才队伍逐步壮大，目前全国医药卫生界两院院士已达100余人，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有23万余人。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以维护人民健康为己任，刻苦钻研、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表明，医疗卫生队伍是国家和社会值得信赖的队伍，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价值和贡献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必须看到，我国卫生队伍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卫生人力资源总量不少，但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卫生人力资源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城市卫生人才密集，农村卫生人才缺乏；东部地区人才密集，西部地区人才缺乏；大型医疗机构中人才密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才缺乏。此外，农村、社区和西部地区卫生人才队伍以及职业化卫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加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是：适当增加卫生人员数量，重点调整卫生人力资源城乡分布、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调整东西部卫生人才分布，加大西部卫生人才建设和东部支援西部的工作力度，鼓励、吸引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面向农村、面向社区、面向西部就业服务。
医疗服务工作：
医生忙了 效率高了
数字：
1981年，我国医院诊疗人次总数为10.53亿；2007年，这一数字为17.46亿，所有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超过28亿。1980年，我国医院入院人数为2247万，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2.5%，2007年分别为6913万、78.2%。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1990年为5.5，2007年为6.0。平均住院日1990年为14.1日，2007年为9.8日。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医疗总诊疗人次数、医院入院人数，医院病床使用情况、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平均住院日是衡量医疗服务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前两者主要体现数量的变化，后者则展示效率的变化。上述指标30年来的变化说明，我国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增加的资源并没有浪费，服务效率明显改善。
解读：
总诊疗人次数是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2007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超过28亿，比30年前增加近20亿人次，医务人员工作量大幅度增加。1990年以前，受粗犷式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虽然对医疗服务工作量化指标的统计比较明晰，但对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病床数，平均住院日等衡量医疗服务效率的指标缺乏研究，因此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从近10年，尤其是2002年以后的数据看，医疗服务工作量增加的同时，服务效率也明显改善。比如，2007年我国医生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为6.0，按每年251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名医生一年要比1990年多看125个病人。
平均住院日是另一个衡量医疗服务效能的指标。2007年我国医院的平均住院日为9.8日，比1990年缩短近5天，反映出医院管理理念从单纯规模扩张到“练内功”的转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群众医药费用的作用。目前，我国平均住院日已经与部分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如美国的平均住院日为7.9天，加拿大为9.4天，瑞典为12.5天，丹麦为10.1天，意大利为11.5天。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后，我国医药费用涨幅开始出现下降趋势。门诊病人医疗费用涨幅显著下降，住院医疗费用从2006年起首次出现负增长。2006年人均门诊费用上涨1.9%，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1%，大大低于前4年的涨幅，是改革开放以后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如果考虑价格因素的变化，则门诊医疗费用首次接近零增长，住院医疗费用首次出现负增长。2002年以后，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涨幅，均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涨幅。
除了政府对医疗机构财政补助增加、推行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政策因素影响外，医疗服务工作近年来出现的新气象跟卫生系统自身的努力密切相关。卫生系统积极转变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为重点，医疗服务工作中一些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按照卫生部党组提出的要求，全国卫生系统坚持从自我做起，从能解决的问题入手，积极想对策，谋发展，在体制机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通过挖掘潜力，加强管理，取得了阶段成绩。有关政策措施也已成为新医改方案的重要内容。
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接生婆”失业与网络直报
数字：
1985年，我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43.7%，2007年为91.7%。1978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为2373.07/10万，死亡率为4.86/10万，病死率为0.20/10万，2007年分别为272.39/10万、0.99/10万、0.36/10万。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
提高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控制传染病发病率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发展的重点。我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在我国历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上世纪50年代，我国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人数居于全国人口死因中的第一位，2007年下降到第九位，并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重大传染病。我国虽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但多年来已成功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
解读：
30年前，“接生婆”在我国农村是个很吃香的职业。每接生一个婴儿，不仅能吃上一顿好饭，还会受到全村人的感激。但是，大多数“接生婆”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只凭经验接生。如今，“接生婆”这个职业几近消失。超过90%的孕产妇选择在医院生小孩，母婴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30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免疫规划，预防、控制以至消灭了许多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传染病。自1978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计划免疫，通过接种卡介苗、脊灰、麻疹、百白破4种疫苗，预防结核、脊灰、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6种传染病；2002年，国家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5种疫苗预防7种传染病；2007年，国家免疫规划扩容，通过接种疫苗可预防15种传染病。
在30年中，我国基本消灭了丝虫病，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儿童白喉”已连续20年无报告病例。此外，我国还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力度，对艾滋病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对结核病人实施以免费治疗为核心的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我国曾是“乙肝大国”，自1992年以来，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05年，国务院将乙肝列为重点控制传染病；2007年，儿童乙肝疫苗三针接种率达95%以上，有效预防了乙肝的流行。此外，30年来，我国已基本消除了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克山病和氟中毒等病区不断缩小，受危害人口逐步下降，发病患者显著减少。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2003年非典过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开始了一次跃进式发展。2004年起，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报告系统在我国启动，实现了37种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传染病疫情可在1天内从医疗机构报到国家疾控部门。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网络报告率为100%，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为95.99%，乡镇卫生院网络报告率为79.04%。
医疗保障制度：
八亿农民看病有保障
数字：
2004年，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为333个，参加新农合人数8000万，有7600万人受益。2007年，上述数字分别达到2451个、7.26亿、4.53亿。2007年，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23亿，城市医疗救助406万人次。
——摘自《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点评：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从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目前已覆盖90%以上的农业人口。实践证明，新农合是我国农村卫生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现阶段我国实现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重要形式。
解读：
“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曾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看病就医的真实写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传统合作医疗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主要靠自费看病，经济负担沉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突出。
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农合的投入逐年加大。到2008年，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参加新农合的农民的补助为每人每年40元，地方财政补助也相应提高到40元，农民个人缴费增加到20元。如今，中西部农民基本实现了年人均筹资100元。目前，新农合制度框架及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新农合对农民健康的保障作用逐步显现。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已有11.6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补偿资金共847亿元。
为解决贫困人口的看病就医问题，我国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一部分贫困人口由政府资助参加新农合，进而可以享受到新农合的补偿。到2007年年底，全国含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都已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与此同时，包括老人、儿童和下岗职工在内的2.4亿名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居民也将享受医保的“阳光”。2007年，国家选择88个城市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2008年已在200多个城市推开。此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1.9亿多居民，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也初步建立。各类保障制度已覆盖10亿多城乡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正在形成，为城乡居民化解医疗风险提供了保护屏障。(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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