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季末，在美国一军事基地暴发的猪流感引起人们对一场毁灭性大流行病的恐惧。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宣布了一项国内全民免疫接种的计划。到该年底，美国2亿左右人口中，有4000万人接种了新的疫苗，但大流行没有发生，公共卫生声誉受损。Harvey V Fineberg 博士向《简报》讲述了其1978年关于那次公共卫生举措的研究为什么至今仍有意义。
问：本次流感暴发是否为1976年经历的重演？
答：当时和现在的情况有明显的相同和不同处。1976年，在新泽西州Fort Dix的一处军事设施中发现病毒。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在美国新泽西州或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再没有发现相关的猪流感病例。相形之下，今天的H1N1变种显示了多代人际传播的能力。第二个重要的不同涉及反应能力，即我们现在已有更广泛的整套可能干预措施——除潜在的疫苗外，还有抗菌药物。第三，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和炭疽病攻击促使人们加强了对生物恐怖主义和自然疾病暴发的防范。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经验和对禽流感的全球关注同样促进了监测能力、防范准备和国际合作。作为当前事件标志的公开的迅速报告病例与2003年SARS的经验形成鲜明对照。
问：在应对当今的大流行病威胁时，我们可以从30年前猪流感反应中吸取哪些教训？
答：第一个教训是避免过分相信科学洞察力。流感的大流行平均每个世纪只有三次左右，这就意味着科学家终其一生，直接观察的机会并不多，而思考每次观察的时间很长。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阐释过度。例如，1957年所谓的“亚洲流感”，1968年所谓的“香港流感”。一些专家相信，流感大流行的复发周期约为11年，他们在1970年代末曾准备应对流感的暴发。但情况表明，11年周期的想法不具预言价值。
问：在你的研究报告中一个重新提起的主题是很难将科学证据与政策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掌握确凿的科学事实，而公共卫生威胁很可能发生但并不确定，则如何来决定政策？
答：回顾1976年，当时是政治领导人希望做正确的事情，但缺乏技术知识，而公共卫生专家承认威胁的不确定性，但希望传达风险确实存在，以克服政治惰性。技术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问题今天仍如1970年代一样关系重大。决策者和专家不能完全依赖某些半定量的评判标准，例如“通常”、“有时”和“可能”。一件事的发生几率为十分之一，属于“可能”，发生几率降为百万分之一，仍然属于“可能”。5个数量级以上的可能性的变化具有政策含意。日常用语对追踪和调整流感暴发一类动态局势是不充分的。这里，技术专家的责任是认真和精确思索已知和未知，准确描述不确定性，并在情况变化时随时加以调整，同时将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在面对大众时，都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而大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可能是关键性的。
问：1976年在是否宣布大流行时是否遇到问题？
答：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分级制度，用来描述大流行的潜在可能性。即使在今天，普通民众也很少有人能说出大流行警戒等级四级、五级或六级意味着什么。一种自然的思考方式是比照基于最高持续风力的萨菲尔—辛曾森飓风等级。然而，我们的大流行潜在等级反映的是大流行的可能性，而不是其严重性。大流行等级制度最好能将发生的可能性、预计程度和严重性结合起来。同样重要的是决策者在说明降低或提高等级时应留有余地。
问：为什么对76年猪流感暴发的反应被视为失败？
答：在决策方面，最根本的战略缺陷是将反应的各个方面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做或不做”决定——即决定着手根据病毒特征设计疫苗，生产疫苗，进行测试，然后为美国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接种疫苗，所有这些都是在76年3月同时决定和宣布的。决策者后来吸取了这一重大教训：在掌握相关信息之前，将需要做哪些事情以待今后作决定与作出结论和宣布结论分开处理。例如，可能着手研制疫苗，但并不需要同时决定是否进行接种，接种范围有多大以及优先考虑哪些接种者。在今后几个月，我们将从病毒在南半球的传播中学到许多，或如果传播没有发生，也可从关于当前暴发的年龄分布的研究中，或从对疫苗免疫原性的实地测试中学到很多，所有这些对形成关于疫苗的正确选择都是很重要的。
问：在1976年，是否因为担心造成恐慌和影响政治家赢得选票的能力而隐瞒信息？
答：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并不含政治因素。像我们这样在与当事者谈话时，一些技术专家认为似乎很草率作出的决定必有其政治意图。与此同时，政治决策者始终认为，科学家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着手实施大规模免疫接种规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需不断就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变化作出交流和澄清，因为这将有助于人们听取专家的意见，而决策者也可以作出知情选择。
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76年猪流感事件中失去公信力，是否不仅因为有大约30人死于疫苗不良反应？
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着手工作后，没有制定审查和重新审视情况的依据。在事实逐步显现后，例如没有新的病例，该中心继续推行原定策略为全民接种，日益引起争议，并损害了其长期声誉。从技术、政治和政策角度来看，很难处理几率很低但后果严重的事件，即一些事件相对而言不大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预计此类事件，则认为你反应过度的那些反对派更有可能是正确而不是错误的。正如有些人说，“今年不要为你的房子买保险，它不会失火。”到一年的年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省钱的决定，年年如此，但这种聪明只能是马后炮。从长远来看，不买保险是很愚蠢的。就此类许多威胁，包括流行病威胁而言，这都是决策者面临的基本挑战。
问：1976年反应还面对其它哪些挑战？
答：保险公司拒绝为疫苗生产商的法律诉讼保险引起了法律责任问题。实地测试表明，儿童需要两次接种，才能获得适当保护，这就引起了复杂的物流问题。还有大量行政问题，因为各州提供的疫苗的能力有极大不同。如果为大量老年人进行免疫接种，准会有一些人明天出现心脏病发作，所以必须使公众对此类意外有准备。在某个城市，一些老年人在接种后很快死于心脏病发作，免疫接种因此暂停。最后，还出现了十几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如果大流行发生，这些都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没有任何猪流感疾病时，这些偶发事件足以中断该规划。
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1976年缺乏对媒体尤其是电视网络的理解，是否也产生了后果？
答：1976年，两大电视网以不同方式汇集免疫接种规划初期的背景情况，这就使人们对每个电视网络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且一直维持到年底。与华盛顿的政治人物谈话的电视网断言，免疫规划自然是一项立足科学的决定。另一个电视网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要专家谈话，这些专家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该电视网因此断言，有关决定显然是政治性的。今天的情况已非如此。我们在与大众媒体打交道时成熟多了。与媒体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公共卫生如何也可能利用新的媒体，即网络，微博客、博客和电子通讯能力。这是原有挑战的一个新的转折。
Harvey V Fineberg博士是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医学研究所所长。他曾于1997年至2001年任哈佛大学教务长，此前13年则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的学术生涯主要致力于卫生政策和医学决策领域。他是《从未流行的流行病》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分析了1976年颇具争议的联邦猪流感免疫规划。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医学和公共政策学士和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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