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时代的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观。【12】既然疾病是由于体液失衡引起的，就可以通过改变饮食和环境来控制引起体液失衡的原因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具体手段有导泻，催吐，静脉放血，食养法，灼疗法，药物，运动锻炼和外科手术等。据考证，流传至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一批追随者经过至少一百年的努力，融入了同时代其他希腊名医的成就而写成的。【10，13】同一时期稍早的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宇宙万物由水、土、气、火、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生命是由一种独特的“元气（灵气）”来维持的。元气运行全身，借助气管与外界相连，维持生命的平衡。学界相信这一理论对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平衡学说有重要影响【10】
无独有偶，在大约相同或稍早的时期，中国的医家也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从神道医学进入经验医学。大约在2 400年前，中国众多医家经过长期的努力，编撰了大型传世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对中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防养生以及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过程体现了阴阳平衡。疾病就是因为内因和外因破坏了人体的阴阳平衡而导致的。人体受自然界的影响会相应地产生生理上的适应和病理上的反应。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太过或不及的风、寒、暑、湿、燥、火就是“六淫”，六淫致病。同时，内伤七情也可致病。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但波动过于激烈或持续过长，就会导致机体多种功能紊乱而生病。因此，治疗疾病必须“治病求本”，“调整阴阳”，“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未病”和“扶正祛邪”等。【14】
比较东西方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医学模式和医学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中医学的整体观与古希腊医学的整体医学观；《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平衡学说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体液平衡学说；源自思想家左丘明的中医五行学说（水、火、木、金、土五元素）与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学说（水、土、气、火）；中医学中的“气”或“元气”与恩培多克勒的“元气”或“灵气”；中医学“治病求本”，“调整阴阳”和“扶正祛邪”的治则治法与古希腊医学“通过改变饮食和环境来控制引起体液失衡的原因而达到恢复健康”的治疗原则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客观地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之前，建立在临床实践基础上的经验医学模式对疾病的理解都十分笼统，“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医生只能是根据自己对患者的观察和分析，结合自己或他人的经验，采用笼统的“调整阴阳”，“扶正祛邪”，“控制引起体液失衡的原因”来指导治疗，因为没有针对性的，立竿见影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只能强调通过饮食调理，按摩、锻炼、养生等自然途径来促进康复。医生的具体治疗手段主要是提供关于生活方式治疗的意见，给予非特异性的药物和其他辅助手段来支持身体功能的恢复，缓解疾病的进程。通过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来维护健康的模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当时最主要的医学实践之一。【10，15】
然而，建立在临床经验之上的西方体液平衡医学模式或东方阴阳平衡医学模式对因生育所导致的母婴死亡率高问题和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问题都基本上无能为力。19世纪初，西方25%的儿童活不过二岁，50%以上的儿童活不过十岁，婴儿死亡率在200-300%0之间。在美国，1912年孕产妇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六百多，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一百多。十四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在五年时间里夺去了欧洲二千五百万人的性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传染病对人类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大。1854年，伦敦一条街周围霍乱暴发，曾经出现过5天内死亡127人，三周内死亡500人的悲剧。【10，16，17，18】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有记录的主要鼠疫流行就发生了27次，几乎遍布全国，至少死亡38万人。福建省1945年鼠疫流行，发病24 914人，死亡19 376人。【19】有学者研究医学史后发现，西方是在19世纪现代微生物和免疫学诞生之后才实现了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中国则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实现了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19】
经验医学模式统治医学界2 000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理性医学模式所逐渐取代。十九世纪早期，在政治和社会变革及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唯物主义开始占优势并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之新的理性医学概念和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出现：最重要的医学问题必须在微生物中求得解决，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必须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实验结果来回答。自1675年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后，细菌学和病理学等学科开始飞跃，带来了医学模式上的革命。主流社会彻底抛弃了主导西方医学二千多年的体液平衡经验医学模式，“单因单病”和“病在细胞”的生物医学模式开始主导西方医学：每个病都有相对应的精确病因（从笼统的失衡概念到具体的细菌，病毒，营养素缺乏等）和病变部位（从泛泛的大脏器到细胞和分子水平），疫苗，药物和手术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方法。十九世纪末巴斯特和科霍等发现了病原微生物如霍乱弧菌、伤寒杆菌、鼠疫杆菌等。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细菌学，免疫学和现代药物学的最新进展应用到有组织的公共卫生领域，使人类首次主动地控制了许多人类一直只能被动无奈受害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伤寒、黄热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痢疾、肺结核，麻疹，风疹等。由于细菌学帮助人们在微观世界里找到了许多疾病的发病原因，于是就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印象：好像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通过化学和生物学手段找到杀死细菌或病毒的药物就能解决问题。【16】1908年埃里奇（Paul Ehrlich）发现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洒尔佛散（Salvarsan），1930年代发现磺胺类药物。1940年代，佛来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瓦克斯门（Selman Waksman）发现链霉素。这些发现和随后大量各种抗生素的发现，的确为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化学品在身体内所起作用的知识根本地改变了现代治疗学的方向。随着疫苗，抗生素，加上营养改善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欧洲和美国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显著增长。【17】
然而，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追求因果性规律，把理性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用“观察，假设，求证，结论”的逻辑对生命过程进行越来越细致的分析，完全背离了理性的完整性，使得健康-疾病的过程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系列精密的机械和化学步骤的总和，生物因素（甚至是理化因素）决定一切。人体各部分的有机整合，人与环境的互相影响，躯体，精神和社会的和谐关联都不见了，人的医学被还原为普通意义上的生物学，还原为生物物理学和/或生物化学，甚至进一步还原为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理学和化学。经验医学中的宝贵的整体医学观在生物医学模式控制传染病的凯歌声中无情地抛弃了。然而，人并不是单纯的生物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健康-疾病状态决不会仅有生物属性所决定，更多的是由其社会属性所决定。【10，20，21】即使是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也受许多非生物学因素影响，如国际和国内旅游，生物恐怖，医院感染，移民和城市化等【22】。英国流行病学家马默特经过25年的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健康水平越高。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一定的阈值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人生和参与社会生活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幸福和长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市中心到相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每隔1.6公里，居民的预期寿命就相差1.5岁，居住在两端的黑人贫民和白人富翁，预期寿命相差20年。【22】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健康的非生物医学因素越来越多，在健康-疾病的动态平衡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生物医学模式驱使的现代医学高度专业化，分科化和局部化的弊端开始越来越明显【10】上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上控制了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之后，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病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不了慢性病的防治。科学家开始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始于1940年代的以弗兰明汉心脏研究[1][2]为代表的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和始于1950年代的以杜尔和希尔的吸烟和肺癌关系研究[1][3]为标志的对癌症的研究为现代医学对非传染病采用预防和干预健康危险因素[2][4]的新途径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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